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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大侠精神:纪念金庸先生

时间:2019-11-01 16:59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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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粗枝大叶地勾勒中国人对于游侠的想象,那么以下的叙述大概不算夸张:两千年前,中国人以史著或文章形式谈论游侠;一千八百年前,中国人以五言诗形式歌咏游侠;一千二百年...

  

另一种大侠精神:纪念金庸先生

另一种大侠精神:纪念金庸先生

另一种大侠精神:纪念金庸先生

另一种大侠精神:纪念金庸先生

  倘若粗枝大叶地勾勒中国人对于游侠的想象,那么以下的叙述大概不算夸张:两千年前,中国人以史著或文章形式谈论游侠;一千八百年前,中国人以五言诗形式歌咏游侠;一千二百年前,讲述游侠故事的唐传奇盛极一时;七百年前,游侠在杂剧舞台上粉墨登场;五百年前,讲述游侠故事的章回小说异军突起。进入二十世纪,不断花样翻新的武侠小说得到现代出版业的鼎力支持,成为稳固的畅销书品种。再加上九十年前之与新兴电影结盟(如胡蝶主演的《火烧红莲寺》)、二十年前之与电子游戏合作,武侠小说及其衍生品至今仍很有市场。 基于我多年教书的经验,深知学生必须迅速摆脱媒体的纠缠,沉下心来好好读书。于是提出,让这三位博士生以交换生的身份,到北大跟随我一年半载。开始浙大很开心,觉得这是解决难题的最佳途径。可新学期开学,风云突变,有人恶意告状,称把学生送北大进修,这是对浙大不信任,也是对金庸先生不尊重。知道浙大的难处后,我赶紧打退堂鼓。 确实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读了那么多年武侠小说,浑然不知“江湖风波恶”。浙大一提出邀请,我就欣然接受,还自信有能力帮金庸先生圆这个教育梦。事后才知道,当初浙大不少人想与金庸先生合作挂牌,觉得那是莫大的荣誉;浙大之所以找到我,除了我原本就是他们的兼职教授,又是率先倡议者,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担心校内摆不平,干脆找一个外来的和尚。带博士生没什么了不起,除了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与学术眼光,再就是愿意用心思、花时间;前者查先生绰绰有余,后者我和浙大同事可以帮忙。 我强调小说家金庸具备丰富学识以及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能力,但不主张从史学家的角度来评判查先生,这话其实是有所指的。我想回应的,是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金庸在浙江大学招收历史学专业博士生的风波。在我看来,史学既有道的一面,也有技的一面;不同领域的顶尖级文人学者,容易在“道”的层面互相沟通,反而是在“技”的层面无法对话——因各有其特殊性,需几十年持之以恒的搏击才能运用自如。文章最后说:“我真希望查先生改招文学专业的博士生,而且专门讲授如何自由驰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这既是传统中国小说的精髓,也是查先生小说创作的不二法门。”我只是会议发言,没想到浙江大学当了真,竟然从善如流,与查先生协商后,决定2003年秋季起,让我和查先生合招博士生。 我曾提及:作为成功的小说家、政治家、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金庸先生性格中有很坚硬的内核,敢于迎接任何挑战。正因有人横挑鼻子竖挑眼,说他学识不够,没能力指导博士生,这才激起他带学生的热情。否则,他不会把这等小事放在眼里(参见《重提与金庸先生合招博士生》)。你不是说我没学问吗,我不要名誉的,念个实实在在的博士学位给你看;而且,一个不够,还念两个呢。除了天性好学,我相信这里也有赌气的成分。查先生从不服输,这是性格使然,要不他也走不到这一步。很多人早年艰苦奋斗,功成名就后,就开始躺在功劳簿上晒太阳、睡大觉、数钞票;像金庸这样完成名山事业后,依旧不断进取、砥砺前行的,实属罕见。在这个意义上,晚年因招博士生及念博士引起的风波,更多凸显的是中国社会的偏见,而无损金庸先生的光辉形象。相反,如此特立独行,笑傲江湖,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童心未泯,乃另一种大侠精神的精彩呈现。 2001年11月4日,浙江大学与神奈川大学合作,在日本横滨主办“历史与文学的境界”研讨会,我应邀参加,因时间紧促,只写了篇短文——《小说家的历史意识与技术能力》(2001年11月21日《中华读书报》)。文章引申发挥我在科罗拉多会议上的说法,即从种族冲突与文化融合角度来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危机与转机,金庸的思路与陈寅恪以降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主流意见不谋而合。这既体现了查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能力,也部分解释了他在北大讲中国历史而不是武侠小说,为何没能获得满堂掌声。因为,在学院派看来,这已经是常识。记得查先生当时还很高兴,在答辩时专门表示感谢。 这么稍为梳理,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为何中国人对各种表现形态的侠客如此痴迷?在我看来,借助游侠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表达拯救或被拯救的愿望;借助游侠的不拘礼法,挑战任何现世权威;借助游侠的“抚剑独行游”(陶潜《拟古》)或“负剑远行游”(鲍照《代结客少年场行》),体现一种特立独行的人格理想。而在“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一文学谱系中,金庸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不过,虽然我对金庸小说评价很高,但本人从来不是“金迷”,做不到出口成“金”。到目前为止,不算综合论述,专谈金庸的文章,我只写了大小八篇,其中略有新意的,也就是两次学术会议上的发言。 出考题、挑学生由浙大人文学院负责,金庸先生最后定夺;博士生的基本课程,按规定走就行了。我属于敲边鼓的,不算书面通信,2004年6月与三位博士生单独交谈,也就一个下午。三四个小时下来,我充分领略形势的严峻:“这里有社会各界的猜疑,有学校内部的矛盾,有学科文化的差异,再加上师生之间沟通不畅,既难为了查先生,也难为了这几个学生。”(陈平原:《很遗憾,没能补好台》,2015年8月1日《明报》以及《明月》2015年8月号)现代大学不同于传统书院,并非只靠山长一人,同一所大学乃至同一院系里,值得请教且能够引路的导师很不少。因此,指导教授只需把握大方向,了解学生的资质与性情,关键时刻给予必要的关注和指导,这就差不多了。问题在于,浙大内部对于查先生带博士生意见分歧,很多人冷眼旁观,而这与社会上的过度热情乃至恶意炒作,形成了强烈对比。如此冷热悬殊,各走极端,使得三位博士生的自我感觉与学习状态都不好。 2009年秋季学期起,金庸正式到北大注册念博士,因其学籍属于中文系,我那时恰好是中文系主任,对他的读博略有了解。2012年秋天,我卸任系主任,第二年因不明就里,险些儿给学校惹了祸。事情是这样的:2013年7月,网上突然流传一张北大博士学位证书,上面的字清晰可见——“查良镛,1924年生,于2009年9月至2013年7月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习,修完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证书上有北大校长王恩哥的签名章,还有北京大学的公章。这明显是工作失误,金庸并未提交博士论文,北大也没有为其组织答辩,不可能颁发学位证书。第一时间接到电话,我不明就里,如实回答。记者问金庸先生这几年是否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我说是的;问指导教师是谁,我说是中央文史馆馆长、北大国学研究院院长、北大中文系教授袁行霈。这都是公开资料,有案可查的。下面这句话,幸亏记者还是保留了:“陈平原称,至于他是否今年通过了论文答辩、今年毕业,我就不了解了。”针对金庸为何只注册不上课,当时我还做了解释:北大博士分两种,若是论文博士,平时不用上课的,录取入学后,就是撰写论文;若博士论文获得通过,校方即可授予学位。这种“论文博士”,现正在保藏品的渠道都有哪些,学校只发学位证书,没有学历证书。此制度不只北大有,好多大学都在执行。因此,金庸不到北大上课,没什么好惊讶的,规定本来就如此。只是因查先生后来身体不好,不再撰写论文,而北大研究生院按照四年学制制作了证书,闹了个大乌龙。具体到这个学位风波,查先生没有任何过失,责任只能由北大研究生院来承担。 1991年,我完成了《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主要讨论游侠想象在整个中国文学史及文化史上的意义。那本书是我所有著作里接受面最广的,不时会冒出你绝对想象不到的读者。谈“中国人的游侠想象”,从司马迁一直说到金庸,兼及史传、诗文、戏曲、小说等,注重的是“情怀”而非“技艺”。几年前,我应邀撰写《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游侠”》,开篇就是: 金庸先生去世那天(2018年10月30日),我先后接受了十家媒体的电话采访。除了变着法子说好话,我再三强调,本人只是金庸小说的读者,最多算半个研究者,与查先生并无深交。刚好此前不久北大出版社推出《千古文人侠客梦》增订版,其中有几篇谈金庸的长文短札,各媒体于是自由摘编。 大概是2008年春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金庸先生宴请刘再复,把我也叫上了。席间金庸的谈话,有两段值得转述。一是查大侠主动提及北大严家炎先生,说某年严先生因夫人卢晓蓉在港工作,也过来租房,以便住下来写作。写什么?就写《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有一天金庸请吃饭,说起来,才知道那房子正好是他的物业。严先生知道了,马上要求退租,免得瓜田李下,说不清楚。金庸很感慨,说你们北大教授有骨气,别人做金庸研究,跑来要求资助;你们却那么清高,刻意拉开距离。这个事情,我2010年11月26日在严家炎教授《我的学术自述》出版座谈会上提及(参见《为何“严”上还要加“严”》,2010年12月13日《文汇报》),严先生当时在场,事后没有表示异议,可见那是真的。另一段谈的是,他提出到北大念博士,校方专门组织了面试小组,他如何精心准备,现场见招拆招,说得绘声绘色的。看得出来,金庸很喜欢北大的“叫真”,因为这才有挑战性,很对他的胃口。假如北大稀里哗啦放水,金庸不仅不感激,还可能因此看低这所名校。 后世的人很难理解,晚年的金庸,在浙江犹如神一般的存在,一旦大驾光临,马上被政商各界重要人物包围。一般教授(包括我这个合作者),不是想见就能见的。有感于此,我主动提出:与查先生合带博士生,有事召之即来,没事不敢打扰,免得有高攀的嫌疑。事后想想,作为合作者,我的清高其实很误事。当初若直接给查先生写信,说明我对学生状态的忧虑,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他未必一定不能接受。可惜我太书生气了,缺乏变通的智慧,且过分自尊,没主动找机会与查先生沟通,以至于给谗言留下了发酵的时间与空间。日后多次见面,双方都不提此事。在我是颇有歉意,在他则此等小事不值一提。 1994年10月,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除了广受关注的大会,还在临湖轩举办了一个十几人的小型座谈会,参加者主要是迷恋金庸小说的理科教授,文科教授似乎只有我。王选先生带头发言,说他当年研究激光照排,经常往返京沪间,火车上读金庸小说,一到站就能精神抖擞投入工作,一点不感觉累。另一个教授说他胃痛时读金庸小说就能顶住,故工作不辍,做出很大成绩。再一个教授说《红楼梦》他读不下去,感觉比金庸小说差多了。金庸先生不断鞠躬,说不敢当、不敢当。轮到我说话,一心想纠偏,发言不免学究气,不像理科教授那么生猛,自己都觉得无趣。类似的场面,我相信晚年金庸肯定见识多了,政界、商界、学界,喜欢金庸小说的大有人在,面对那么多热情洋溢的读者,以及不着边际的表彰,金庸先生还能挺得住,没有犯迷糊,这点很不容易。 从1990年代中期起,我有不少接触查良镛先生的机会,甚至还曾在浙江大学与之合招博士生(虽不成功),但总是敬而远之。一是年龄及地位悬殊,不敢谬托知己;二是我的博士导师王瑶先生曾告诫,不要跟研究对象走得太近,以免影响自己的学术判断。第三则纯属私心——我心目中的大侠,连同大侠的创造者,都应该有某种神秘感,最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遥望气象可以,细察日常则不必。当年我谈中国人源远流长的游侠想象,就从侠客为何不涉钱财说起——只有脱离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等日常生活的羁绊,大侠才可能进入那个虚拟的替天行道、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 其实,几年前中央电视台就找我做专访,那时风传金庸先生病危,央视需预做准备。2016年7月在香港参加“我与金庸——全球华文散文征文奖”颁奖礼,顺便为那时正筹备的香港文化博物馆内的金庸馆接受专访。最近又有凤凰大视野的五集纪录片《金庸和他的江湖》的访谈。可我越说越心虚,因实在没有什么新见解,最多只是改良版——包括今天的发言也是如此。(编者注:此文系作者2019年10月26日在“东吴论剑:杰出校友金庸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若此说成立,即便“天下”已经“太平盛世”了,也都有“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的存在价值。 我既不是金庸研究专家,也没跟查先生保持密切联系,只是因缘凑合,有好几次就近观察,记录下来,留给当下或后世的读者。 金庸先生性格中有很坚硬的内核,他在浙江大学指导博士生以及自己攻读博士学位,可以说是不服输的性格使然。如此特立独行,笑傲江湖,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童心未泯,乃另一种大侠精神的精彩呈现。 1990年秋冬,我在北大讲有关游侠想象的专题课,纵论古今,学生们觉得很正常。线年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以及北大教授严家炎先生在授予仪式上发表的《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反对者直指北大背叛——当年提倡新文化,以批判鸳鸯蝴蝶派起家,如今带头接纳通俗小说,你好意思吗?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撰写《通俗小说在中国》(初刊《上海文化》1996年第2期)予以澄清。在那篇文章中,我谈及人们对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小说的普遍歧视,其根源是五四时期所构建的“新文学”神话。此前谈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俗小说被挤压到几无立锥之地。这种扬雅抑俗的立场,最近二十年受到中外学界的不断质疑。如何论述以及评价高低是一回事,刻意回避则不可取。换句话说,我是支持金庸小说进校园的,只是不若严先生旗帜鲜明且充满战斗精神。 游侠作为一种潜在的欲望或情怀,在好多人心里面都蕴藏着,只不过表现形态不一样而已。中国人的理想境界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少年时代的独立不羁、纵横四海,是很多人所盼望的。浪迹天涯的侠客,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或者说对于平庸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侠”跟打斗本领没有直接关系,也不见得非“快意恩仇”不可。这更像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愿望与情怀。(《文史知识》2013年第10期) 1998年5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召开“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发表《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初刊《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其中提及:很多人只把金庸当武侠小说家看待,这远远不够;他同时还是一个有政治抱负、有历史眼光的报人。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金庸在香港创办《明报》,亲自撰写社论,社会影响极大。他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有政治智慧,目光也敏锐。其实,这一点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也能见端倪——对当下中国政治生态的准确观察与褒贬,是他超越梁羽生、古龙的重要原因。此前此后,我不止一次提及,应将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同时期发表的《明报》社论对照阅读,那样肯定会有很好的发现。因为,新闻事业是查良镛的立足点,不仅是其早期的谋生手段,更借以记录历史、介入现实、影响未来,这是理解小说家金庸的关键。查氏的政论文章,读者面自然远不及其武侠小说,却备受学者及政治家的关注。有了《明报》事业,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不只娱乐大众,而且引导舆论,这样的武侠小说家,在金庸出现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据说查良镛撰写的社评与政论共约两万篇,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但必须承认,我只是纸上谈兵,并未认真实践过,属于胡适自嘲的“提倡有功,创造无力”。 这个事浙大和我处理得都不好,没能为金庸先生分忧,反而横生枝节。因此,在一片吵闹声中,我们都保持沉默。不过,金庸身边的朋友没忘记,2018年年底《明报月刊》筹备“金庸纪念专号”,总编辑潘耀明指定要我谈此事。想想也是,金庸作为小说家的历史地位及贡献,能说的我都说了。而且,比我更专业的研究者比比皆是,不缺我这一篇。反倒是其1999年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以及招收博士生一事,从一开始就意见纷纭,众声喧哗中,真正体贴入微的极少。我作为半个当事人,确实有多说几句的必要,于是有了初刊《明报月刊》2018年12月的《重提与金庸先生合招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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